季羡林生平简介及部分著作

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、享誉中外、德高望重,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、国学大师,被誉为“国宝”。大师在自传中写道:“我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,语言、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,对比较文学、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的兴趣,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‘杂家’。”他还多次公开表示拒绝“国学大师”“国宝”等称号。

季羡林,字希逋,曾用名齐奘,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(现改临清市)的一个小村庄——官庄。该县在山东西部几乎是最穷的县,官庄村在穷县中的穷村,季羡林的家在全村中几乎是最穷。季羡林出生后,家境仍然异常艰苦,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,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;没有钱买盐,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,在锅里煮水,腌咸菜。一年到头,就吃这种咸菜。

好在季羡林在故乡只待了6年。在6岁那一年,他离开父母,离开故乡,叔父把他接到济南上私塾。季羡林当时并不用功,玩的时候多,念书的时候少。对正课不感兴趣,但是对小说情有独钟。书桌上摆着《四书》,看的却是《彭公案》《济公传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。这个时候也开始学英文,当时英文对他来说,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东西:那些弯弯曲曲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,居然能发出音来。

综观季羡林的童年,从一片灰黄开始,贫困、单调、死板、固执,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。

季羡林在十三四岁时上了济南当地一所三流学校正谊中学。季羡林还是不喜欢念书。对课堂和老师的重视远远比不上他对蛤蟆和虾的兴趣。每次考试,好了可以考到甲等三四名,坏了就只能考到乙等前几名,在班上总还是高才生。

在正谊中学待了三年以后,1926年,十五岁,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,后转入山东济南高级中学。中学老师胡也频最让他难忘,季羡林从他那里没有学到什么国文知识,只学到了一件事,就是要革命,无产阶级革命。胡也频在课堂上只讲无产阶级文学。

当时的时代背景是,刚能吃饱饭的家庭出身的人,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能抢到一只“饭碗”。当时社会上只有三个地方能生产“铁饭碗”:一个是邮政局,一个是铁路局,一个是盐务稽核所。这三处地方都掌握在帝国主义分子手中。在半殖民地社会里,只要一碗在手,好好干活,不违“洋”命,则会有饭吃。

这样的情势下,季羡林的家庭希望他在高中毕业后能抢到这样一只“铁饭碗”。高中毕业后曾报考邮政局,可惜没有考上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季羡林才报考了大学。在出国方面,季羡林以为清华条件优于北大,所以舍后者而取前者。

清华四年,季羡林认为有两门课对他影响最大:一门是旁听而又因时间冲突没能听全的历史系陈寅恪先生的“佛经翻译文学”,另一门是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“文艺心理学”,是一门选修课。陈、朱二师的这两门课,让季羡林终生受用不尽。1934年,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,专修德文。

清华大学毕业后,山东济南高级中学校长宋还吾托人游说季羡林回母校任国文教员。当时除了这条路以外,季羡林已无路可走,于是于1934年秋天到了济南高中。

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远非季羡林的梦想,他急切希望出国留学,于1935年夏入德国哥廷根大学读书。

季羡林认为,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研究过程中,德国十年是至关重要的十年,他的学术研究发轫不是在清华大学,而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。

在哥廷根的十年,对于一介穷书生的季羡林来说,他所拥有的就是时间和书籍。学校孤独寂静的环境,正好给了他空前绝后读书的机会。这个时期,他大致阅读两大种类,一类是有关梵文、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书籍,另一类是中文书籍。这一时期,除了星期日和假日外,季羡林都要阅读,对当时世界上梵文、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情况,心中有了大致的轮廓。在哥廷根,他主修印度学,获得哲学博士学位,并留校进行研究工作。

1946年春夏之交,季羡林回到中国。经由陈寅恪介绍,北大校长胡适之、代理校长傅斯年接受季羡林去北大任教。北大图书馆藏书虽多,但是有关季羡林专门研究范围内的书却不多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季羡林真如虎落平川,纵有一身武艺,却无用武之地。季羡林虽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恋恋难舍,却是一筹莫展,无奈之下就搞了一些翻译工作。

从1946到1950年,季羡林写下了《柳宗元〈黔之驴〉取材来源考》《〈儒林外史〉取材的来源》《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》《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》等一系列著作。

然而好景不长,1950年到1956年,季羡林和北京大学的同事们陷入了会议与批判的漩涡中。“批判除了写文章以外,就是开会,开会与批判紧密相连,于是无日不开会矣。诗人冯至套用李后主的词,写了两句话:‘春花秋月何时了?开会知多少。’从中可见当时我们的心情。”季羡林曾回忆说。

这期间,季羡林并没有停笔,还是进行着学术研究,如《史学界的另一个新任务》、《介绍马克思〈印度大事年表〉》、《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》、《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》。